涂凌波（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余跃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指出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尊重和保障新闻时间生态中的个体、群体、群落的时间需求，平衡相互之间的时间权力关系，进而构建一个“卷而有度”的良性新闻时间生态系统。
数字技术已深刻改变了新闻业运作的时间结构，进而时时间性问题成为当下新闻学研究的热点议题。实际上，正如美国新闻传播学者芭比·泽利泽所指出的，讨论新闻工作中的时间问题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只不过数字技术使之变得日益复杂，这为当下重新研究新闻时间性（news temporality）提供了契机。[1]2018年顶级学术期刊《新闻》（Journalism）的第1期就组织专刊讨论新闻业中的时间问题，足见这一议题的重要性。专刊中的研究涉及从哲学层面提出并论证时间可供性（temporal affordances）概念、从历史层面考察即时性在网络新闻生产中的意义变迁、聚焦特定概念考察即时性与新闻权威之间的关系等，相关讨论还首次涉及新闻消费环节的时间问题。
本文从新闻生态和时间生态学的视角切入，进一步阐述如何分析数字新闻业“加速”状态背后的生态性问题，回答三个具体的问题：第一，什么是新闻时间生态及其基本构成是什么；第二，数字新闻业的新闻时间生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第三，如何构建良性的新闻时间生态。
新闻这一概念本身就内含着时间指向。在中西方有关新闻的定义中，“新鲜”“及时”“快速”等总是作为描述新闻特征的重要语汇，“新闻是易碎品”恰恰说明跟着时间的推移，新闻只能成为旧闻。19世纪中期，新闻的大规模传播意味着它成为一个衡量社会时间的重要尺度，“没有新闻”（no news）在现代社会不再有几率发生。[2]电报时代的新闻业促进了新闻时间（news time）的形成，愈发强烈的时间观念开始遍布于新闻实践中。[3]在相对更为成熟的报业体系之中，具有官僚化属性的新闻机构制定了周密的新闻时间安排。[4]在新闻业发展过程中，各新闻机构正是通过对时间的安排，形成了普遍而又有所差异的新闻生产模式，并在新闻业中塑造了时间结构化的具体策略。
新闻时间表面看起来是在新闻实践中自然形成的，但实际上，新闻时间制度也会反过来塑造特定的新闻工作常规（routine）。新闻社会学的诸多经典研究已证实了这一点。譬如，盖伊·塔克曼（Tuchman）指出，新闻媒体设置了一个严格的时间和空间结构，以保证工作的完成性和延续性，时间结构也影响着记者怎么样来判断新闻事实的价值。[5]菲利普·施莱辛格（Philip Schlesinger）论述了他称为“秒表文化”（stop-culture）的新闻即时性。[6]赫伯特·甘斯（Herbert J. Gans）指出了新闻工作中广泛存在的最后截稿期限。[7]马克·德乌泽（Mark Deuze）认为，记者的工作有一种即时性的光环，新闻生产的全部过程需要快速决策、加速工作。[8]可以说，在工业化、大众化的现代新闻活动中，尤其是在传统的大众媒介时代，严格的线性时间观念和制度是完成新闻工作的条件。
从系统论来看，新闻系统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理应遵从社会时间标准。新闻时间作为一种时间类型，是社会时间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映射，强调的是一种“实践的时间”在新闻生产与传播中的时间惯习或规范。[9]然而，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技术丛”使“加速”成为当下社会的显性特征，打破了新闻业原本结构和工作常规，新闻时间的变化成为观察数字新闻生态的重要切入点。
“生态”概念源于生态学（ecology），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亚瑟·坦斯利提出“生态系统”（ecosystem）概念，其内涵是“形成人类栖息地的、复杂的、由不同物理因素组合而成的复合体”[10]。生态视角的重要启示在于提醒咱们不可以孤立地理解任何一个客观对象，而是要将其放置在诸多要素网络之中，系统分析要素之间的具体关系。克里斯·安德森（Chris W. Anderson）将“新闻ECO”概念正式引入新闻学研究，关注城市环境与数字新闻网络的形成，逐渐跳脱从人本角度展开技术批判的研究倾向。[11]论及时间生态学，德国学者约根·林德斯巴赫（Jirgen P. Rinderspacher）很早就将“时间”与“生态学”结合起来展开分析。他认为时间所关涉的生态是社会环境，“在社会环境中，人们有着时间需求，而这个需求会受到行动者彼此相互作用的影响”，“时间生态学追求的便是社会环境中各行动者的和谐共存”。[12]我们国家社会学者郑作彧逐步发展了“时间生态学”的研究，他划分出四个层次的时间生态模式，分别是“时间生态个体”“时间生态种群”“时间生态群落”和“时间生态系统”。
如果我们参考时间生态学这一理论资源，那么尝试构建新闻时间的生态模式将会产生新的视角。本文分别从个体、群体、群落和系统四个层次，构建新闻时间生态的基本模式，观察和分析新闻活动中的时间问题，以此能更加进一步揭示新闻时间呈现出加速或者异化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原因。
指参与新闻活动之中的行动主体，包括传播主体、收受主体、信源主体、控制主体、影响主体等[13]。不同主体在新闻活动中承担着不一样的角色，具备不同的行动取向，自然也会有不同的时间需求。归根结底，从新闻时间生态个体的角度，我们应该通过考察每一位具体的新闻活动参与者的时间安排，分析是不是真的存在新闻时间加速或者异化的问题。然而在具体研究中，我们难以事无巨细地考察每一位新闻活动参与者，划分不同行动主体类别是为了方便对此问题展开清晰的讨论。
指参与到新闻活动之中的不同传播主体类型、收受主体类型、信源主体类型、控制主体类型、影响主体类型，也就是说，新闻时间生态中的“群体”和“个体”高度相关，区分的标准在于讨论的是行动主体本身，还是行动主体类型，即行动主体的“社会角色”。以传播主体为例，我们大家可以在一般意义上讨论传播主体本身，同时也可以讨论不一样的传播主体，比如“报社”“电视台”和“数字新闻组织”三种类型就分别构成三个新闻时间生态群体。
指两个及以上新闻时间生态群体之间构成的关系域。新闻时间生态群落是一个很复杂交错的关系网络，其中最为核心的是新闻活动中的传受关系，其他群体之间的关系都围绕传受关系形成并展开。[14]以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为例，其作为传播主体遵循特定新闻时间制度，同时它需要协调处理与别的类型（报纸、网站）编辑部的关系，也会涉及与其他消息来源、政府部门、市场主体、技术公司、公众群体等之间的关系，上述提及的每一类别也会遵循一定的新闻时间安排。以上关系不能离开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和受众之间这一核心关系链条，换句话说，如果这一关系链条破裂消失，其他关系网络也没办法形成展开。[15]
指在更大范围之中，多元新闻活动主体（包括个体、群体、群落）在社会时间制度基础上，所构成的一个具有概念完整性与独特运作机制的新闻活动领域，这样的领域是包括了主体、技术、平台、制度等在内的ECO。新闻时间生态系统具有两个面向：一是指系统内部多元新闻活动之间的关系；二是指与社会时间这一更宏大的时间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新闻时间生态系统也是社会时间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图1简要说明了上述新闻时间生态模式的基本构成。
“与自然生态不同的是，时间生态层次之间不具有垂直等级之分。时间生态模式所划分的是观察的层次、探讨切入与研究架构的层面，而不是对社会实体构成要素的拆解。”[16]同样，新闻时间生态模式中的不一样的层次并不是彼此割裂、界限分明的，而是彼此联系、相互影响的关系。提出新闻时间生态模式意在厘清数字新闻业都会存在的时间困境，包括不断加速的新闻节奏、逐渐异化的新闻时间等问题，进而寻找构建良好新闻时间生态的有效路径。可以说，从时间生态学视角切入提出新闻时间生态模式，是在理解“从‘常规’转向‘关系’”的基本讨论思路的基础上，做出的学理探索。
数字技术不仅加快了新闻生产速度，而且增加了与受众高频互动的可能性。新闻从业者不断改变工作常规，以适应24/7的新闻周期，满足受众强烈的互动需求。[17]与此同时，传统媒体行业规模却大幅缩水，记者离职潮接踵而至。数字新闻业时代的新闻需求增大与从业规模缩小是一个值得分析的生态问题。世界新闻研究（Worlds of Journalism）项目在2018年首次收集并整理了63个国家的记者对时间压力和时间可用性变化的看法。研究表明，新闻业作为一个行业，整体面临着较大的时间压力，约46%的受访者认为上班时间加长。[18]
过去解释新闻业的时间压力、“加速”等现象，要么侧重于从技术的角度分析其对新闻工作者个体所产生的影响，要么侧重于从新闻业竞争的角度分析，这两种解释其实都是不完整的。如果从新闻时间生态的视角加以分析，我们大家可以发现数字新闻业背景下新闻时间生态的整体变化，才是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
从上文所论述的新闻时间生态模式的四个层次出发，数字新闻业时代的时间困境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新闻时间生态个体层面，不同新闻活动主体均感受到越来越强烈的新闻时间压力
在新闻活动中，直接感受到时间压力的是传播主体，时间压力包括工作强度以及上班时间长度和边界的变化。
具体来说，一方面，数字新闻业时代的数据量变大，需要传播主体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处理，但市场又要求以更快速度去呈现，自然新闻工作强度与日俱增。《哥伦比亚新闻评论》（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的调查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华尔街日报》的员工在本世纪初以每年约22000篇的速度生产新闻，然而2010年上半年工作人员就已经发表了21000篇新闻。[19]我国学者陈阳在调研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的运营情况后提到，高频率的推送节奏，使得编辑工作强度超出了他们的预期。[20]快速和简单的网络形式正在淡化好的新闻报道，一些编辑甚至愿意为了即时性而牺牲质量。[21]
另一方面，新闻从业者下班后仍然需要处理一系列工作信息并保持关注社会热点事件。新闻业的特点之一在于同事往往不承认或不尊重工作与非工作之间的边界，并“全天候”与同事联系。[22]有迹象说明，新闻业的数字化转型，特别是智能手机和社会化媒体接入日常生活，促使新闻从业者产生了“永远在线”的连接压力，这导致了记者的信息过载，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甚至造成一些从业者完全离开这个行业。[23]一项对我国52位传统媒体人离职告白的内容分析发现，长期从事记者工作无暇顾及家庭或身体因素是新闻从业者离职的重要原因。[24]
第二，在新闻时间生态群体层面，不同新闻活动主体类型所遭遇的时间压力不同，但是转向融合新闻生产的传播主体感受到了更大的时间压力和速度要求
受文章篇幅所限，不一样传播主体的时间压力很难全面展开分析。然而能够正常的看到，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之间的时间压力区分显著。对于纸质媒体，新媒体技术的速度驱动性质已经显著改变大多数报纸的生产理念，全天候更新网站、通过平台账户发布突发新闻通知慢慢的变成了常态。正如路透社新闻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报告所指出的，接受访谈的六名编辑中有五名表示，社会化媒体有助于提升处理新闻的速度。[25]
而对于网络新闻媒体，多任务处理模式给新闻从业者带来了更大的时间压力。传统线性新闻模式的特点是在严格的截止日期内交付静态文本，而当下非线性新闻模式的特点是灵活性、弹性截止日期和要一直提交的“液体”新闻。[26]“数字时代的新闻工作，突出表现为量化时间的工作取向，不断细分的新闻时间单位。”[27]
一方面，不同新闻时间生态群体在相互竞争、合作中，形成了一个“融合的群落”，时间不但是抢夺的资源，更是一种“导向”或标准。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述，在新闻时间生态群落中，传播者群体与受众群体之间的矛盾关系最为突出。从传播主体方面出发，新闻从业者可支配时间越少，越容易受到外界既有观点的干扰，自然越难注意到甚至不可能反思新闻报道中的盲点，有时往往以牺牲真实性和准确性来追求速度，这就势必造成恶性的循环，侵蚀了受众对新闻业的信任，使得传受关系出现了割裂。同时，速度驱动的新闻业有可能对健全的社会运作造成损害，例如一味强调速度会降低新闻业对于社会治理的深度参与。从收受主体方面出发，受众置身于信息瀑布流之中，不停的弹窗和信息通知使受众感受到来自新闻时间的压力；[28]然而吊诡的是，“用户催更”也是数字新闻业态中的一个常见现象。[29]这一现象正好说明了不同的生态群落之间的时间矛盾。
第四，在新闻时间生态系统层面，传统新闻时间的有序和节奏被打破，新闻时间生态趋于失衡状态，进而影响了新闻业的整体生态乃至良性的社会行动
在数字新闻业时代，速度的中心地位推动了“更快的新闻等同于更好的新闻”的观念形成。[30]现在每一类媒体似乎都有相同的截止日期，帕布鲁·博奇科夫斯基（Pablo J. Boczkowski）发现了相互竞争的新闻机构之间有一种“模仿”文化。[31]作为一种新闻价值，即时性的力量比以往任何一个时间里都更突出，它对记者决策和新闻本身的质量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尼基·厄舍（Nikki Usher）用“ASAP journalism”一词来指代一种在网络上一直更新新闻的新闻文化。[32]迪恩·斯塔克曼（Dean Starkman）将由此产生的即时性实践称为新闻编辑室里的“仓鼠轮新闻”（The Hamster Wheel），为了数量而数量，追求点击量而不关注质量。[33]有研究指出，大多数新闻机构青睐速度驱动的新闻，因为他们相信更快更新意味着更多利润。“数字新闻业在即时性和同时性的时间压力下，可能正在催生出超负荷‘加速’运作的新闻业，新闻时间可能走向‘异化’。”[34]我们该反思的是，在追求速度优先慢慢的变成了一种新闻文化的情景下，新闻的本位功能和在社会各系统中所发挥的功能将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以“元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媒介是促动杂合体新闻业兴起的重要动因。[35]数字媒介打破固化的专业壁垒，解构封闭化的传播结构，将新闻业中的时间问题推向前台。不过反观具体新闻实践，应对时间困境的典型案例也正在不断涌现。本文希望仍然从新闻时间生态的四个层次出发，为构建数字新闻业时代良性的新闻时间制度提供一定的参考。
需要说明的是，囿于研究材料限制，目前并未发现具体研究展开讨论不一样新闻活动主体怎么样应对时间困境，故而将新闻时间生态个体和群体两个层次合并观察，而“媒介断连”是新闻活动主体的惯常做法。一项针对爱尔兰自由职业者的研究揭示了一种压力感，即由于害怕在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中错过一个新闻而不断连接。[36]“媒介断连”是“数字脱节”（digital disconnection）的一种形式，本质上是指一种有意识的努力，以各种方式反映出来，从而在特定时间避开使用特定技术。这类做法被认为主要出于对个人生活和生产力的关注，其目的是为了抵抗永远在线的连接造成的过载和分心。[37]媒介断连不是被动的“退出”或者“新闻回避”，而是主动把握以何种时间卷入方式参与新闻活动，在新闻时间生态中占据主动，这种主动性也是一种主体性，是一种理性、节制、判断力的体现。
“平台化”是在媒体融合进程中和社会化媒体兴起后的新闻业新趋势，平台成为一个具有聚合力量的平面，“任何一个记者和新闻机构都不能也不想减缓新闻的速度和工作安排，因为他们没办法在平台、用户和算法之外单方面重塑时间网络来设定新闻节奏”[38]。因此，新闻活动中的关系网络空前复杂。首先，改善新闻活动中的核心关系链条——传受关系——依赖于传受双方理念的变更。恰如尼基·厄舍认为，任何一个人都致力于追赶的新闻编辑室难以将他们的新闻与别的形式的新闻区分开来。同时，他指出发展中的新闻也是最大有可能受到受众评论的新闻，受众的即时反馈有益于塑造正在进行的新闻报道。其次，除传受关系之外，新闻传播活动中还存在“信源主体—传播主体”“控制主体-传播主体”等关系，理顺并规范复杂关系网络有助于进一步保障新闻活动的顺利进行。新闻从业者与信源的关系是新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数字新闻业时代，从业者能够最终靠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知乎等多种社会化媒体平台与信源联系，需要收集的信息成倍增加，从业者要掌握最佳的时间管理技巧。在许多国家，新闻从业者与信源之间的关系受到管制。例如日本，预先确定的获取政治和别的信息的途径，使记者不必自己去追逐信息，新闻工作严重依赖记者俱乐部（Kisha Club）系统，该系统严控新闻来源。阿曼在调查中似乎是最不匆忙的国家，它的新闻业也受到高度监管，记者对新闻的理解是不应急于印刷和发表包含虚假信息的新闻报道。[39]
埃米尔·涂尔干指出，“一切由集体所确定的信仰和行为方式都可称为制度”[40]。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社会行为的‘制度化’模式，指的是跨越长久时空范围而一再发生的信念和行为模式”[41]。因此，“制度”往往是静态的业已达成共识的信念系统。这一信念系统至少包括对理念和行为两个层面的认知。从上述经典定义来看，制度形成依赖实践行为，换句话说，只有当具体行为成为惯常做法甚至模式化后，才会逐渐形成制度体系。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新闻时间制度同样依赖具体的新闻时间安排行为。近年来“慢新闻”（slow journalism）形态的兴起及其讨论其实与新闻时间制度有关，这是新闻业在时间维度试图做出的一次理念更新。慢新闻不是新闻的一种类型，而是一个过程，被视为一套专业实践，适用于所有新闻类型，它倾向于有效地调整新闻生产时间，目的是为读者提供相关的、充分的、有价值的、经过彻底核查的信息。慢新闻主义利用技术创新来更新新闻类型，目标受众是习惯于社交网络和视听多媒体消费的全球受众。[42]
在数字新闻业中，新闻时间呈现出的加速、节奏混乱、异化等问题已十分突出。虽然有研究提到即使在高速新闻编辑室，即时性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无所不在，时间与新闻如同卵双胎相伴而生，追求速度也是新闻业的一贯做法。[43]但核心问题在于数字新闻业试图以“时间”尺度作为衡量新闻生产的唯一标准，我们对新闻业正在“加速”的事实基本形成共识，“加速新闻业的新闻时间是‘空虚’的时间”[44]。
时间是重新审视数字新闻业的一个切口。我们透过新闻时间生态这一概念，跳脱原有仅从新闻编辑室内部看待时间问题的分析框架，系统梳理数字新闻背景下新闻时间生态的整体变化，分析和总结新闻实践中应对新闻时间困境的有益尝试，以期进一步厘清新闻时间生态的问题，并倡导追寻“卷而有度”的良性新闻时间生态。
这一倡导并不是将新闻业拉回传统时期，而是主动面对数字时代的新闻时间问题，“协调在复杂的数字环境下的新闻工作节奏、新闻时间安排和主体间的新闻活动，让新闻业及其从业者从加速的时间负荷中解脱出来”[45]。如果新闻时间生态中的个体、群体、群落的时间需求都能得到一定效果保障和尊重，相互之间的时间权力关系得以平衡，那么良性的新闻时间生态系统便可能得以构建。
【本文为国家人才支持计划研究项目“当代中国新闻学的思想资源、理论范式与话语体系研究”（编号：WRJH20210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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